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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却是公司，我在原创音乐网站的话被原封不动搬来了微博，并转发了那支观看量已经突破百万的公益微电影，就这样将歌曲和微电影再一次推上了热门。

    原本只是写着塞林格名字的地方此刻画着一个@，无比刺眼。我不是不明白这都是为什么，但还是无法接受，打电话问Wendy姐，问她为什么要发这条，为什么非得at他？

    “你都已经承认了，与其交给某些娱乐八卦号大做文章，还不如我们先发。既然是致敬，圈一下致敬的对象无可厚非，我知道你反感炒作，但成功的艺人没一个离得了炒作，包括LOTUS。”

    “我不反感炒作，但不能借他的名字炒作！”

    “有什么区别吗？”Wendy姐笑，“是塞林格更好啊，人气高，人又低调，要是借某些戏精炒作，到头来不晓得是谁借谁炒作呢。说多了，总之你别这么敏感，塞林格根本不会介意这些鸟事，别说你这明显是致敬，你就是骂他他都未必愿意理你，要这点肚量都没有，他这么多年绯闻缠身怎么活过来的？”

    但不是一码事，喜欢一个偶像，不是能随便消费他的理由，我的那些致敬已经多少过了线，更毋宁在微博上标榜自己是他的粉丝。是不是这样标榜了就可以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哪怕他看见了也必须有度量，不能反感？

    我没有和Wendy姐争执，她只是那个顺水推舟的人，怪不了她，我只说想自己打理微博。

    “微博密码我可以给你，但我劝你最好不要动那条微博，它的影响力已经存在，而且对你而言是正面大于负面，就算塞林格的部分粉丝认为这是炒作，也不会攻击你，但是删了它并不会消除掉这些影响，反而会显得你反复无常，那才是找骂。”

    “谢谢Wendy姐，我都懂，”我说，“把微博密码发我吧。”

    Wendy姐挂了电话，隔了一会儿发来了微博账号和密码，又附了一句“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删除了那条微博。已经背上了炒作的名声，再背一个反复无常也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减少这条微博转到塞林格眼前的可能性，我还不想这么打扰他，更怕以这种绑架的方式逼来他的回应。

    Wendy姐最终尊重了我的做法，只是后来也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忽然承认他是原型，又忽然删掉，塞林格要是真看见了会怎么想？

    我的确想过。如果他听过我的歌，如果他还记得我，他一定会说，要对他有信心。

    这一年我二十二岁，事业有了起步，也接近了心目中最崇拜的那个人，他比我大四岁，是天团的贝斯手，乐迷们叫他塞林格，所以才有了那首。

    ***

    大获成功后被一部电视剧买下作为片尾曲，剧组上综艺节目宣传时，我也得跟着连轴转，很累，但是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唱过LIVE了，虽然到场只是唱一首歌，和观众也没什么互动交流，甚至很多人其实不是冲着我的歌来的，但是很满足。

    除了常常能唱现场，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我从那间地下室搬走了。说是值得庆祝，但真的搬走时居然有点不舍。这间地下室在我之前一定也有许多人住过，但对它来说，曾住在这里的人，成功了的，失败了的，整洁的，邋遢的，脾气好的，脾气坏的……所有人都是过客，而它永远是地下室，潮湿、逼仄、阴暗，如果房子也有灵魂，它会不会希望有一个主人？

    可它一定又会觉得，自己怎么配呢？

    离开时阳光正从唯一一面半大的窗户射进来，在地板上拉得又斜又长。我带上了门，我没办法成为它的主人，但我可以永远地记住它，只要将它写进歌里。

    脑海里浮现出旋律和歌词的片段，这短短一个月里，诞生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灵感仿佛比之前二十二年诞生的加起来都多，连睡觉都成了一件不得已为之的事，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能有十二个小时写歌，十二个小时唱歌。

    有一天做一个电台节目，耳朵忽然有些不舒服，也就那么一瞬间，左耳有种异物蒙上去的感觉，我摘下耳麦拍了拍左耳，并没有好转，到后来咽口水的时候都会听见“咔”的一响。因为偶尔耳机戴久了也会有这种状况，当时并没当一回事，录完节目就回家休息了。然而症状在接下来的三天都没有好转，通告又多，没空去医院，我去附近的诊所看了看，大夫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只说可能是太劳累了，说是如果短时间内瘦了很多，体重锐减也会造成耳朵的不适。

    我开始按时三餐，一个礼拜过去了，一只耳朵却始终还是不对劲，喝水时依然能听见“咔咔”作响的声音，左右耳的音感始终不平衡，给我的演唱和创作都带来很大困扰，一周后我终于找了个时间去医院，这时候已经到了唱高音耳朵都会隐隐刺痛的地步。

    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怕是中耳炎什么的，才刚刚起步就不得不放长假，然而结果却比我想的还糟。

    医生告诉我我耳朵严重病变，不能再过劳了，这个过劳既包括我不能再这么忙碌，更包括我不能再唱歌了。

    “你耳朵问题很严重，音响太大会迅速加重病情，建议你在家休息。”医生边在电脑上记录边说。

    他说得太轻描淡写，我一时感觉不到有多严重，我问要休息多久，吃了这些药休息够了会好转吗？

    戴眼镜的中年医生这才转头看我：“这种病不会好转，现在也没有特效药和根治的方法，如果休息得好，可以减缓恶化的过程，如果你不好好休息，还把耳朵放在大功率音响旁，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失聪。”

    我不敢相信，看着医生大叔盯着电脑严峻的侧脸，想找出他是在吓唬我的蛛丝马迹。

    药单打印出来，我禁不住问：“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是治好了的？”

    他叹了口气：“这种病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聪，但是有的人没几年就全聋了，有的人到老才彻底失聪，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是好好爱惜，多听几年还是有可能的，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说完摇摇头，“你这症状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应该早点来看的，不该拖……”

    我手里握着药单，心一沉到底。这不是严厉的、妄图夸大病情吓唬病人的表情，这就是一名医者对患者表示无力回天的表情。

    走出医院时手机一直握在我手里，好像是唯一的支撑，总觉得可以打个电话给谁，但也就只是个念想，外婆已经不在了，假使她还活着，我应该也不会告诉她这个消息，但这种时候我还是可以打个电话给她，听听她的声音。

    走进地铁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满身是雨水，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还不能告诉We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