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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的样子，像是露馅了的小汤圆，他一边用手胡乱地擦着泪珠，一边悄悄地抬起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已经拍拍屁股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姜柯。

    姜柯只比姜辙大了两岁，但早脱了一身的稚气，拧起眉头的时候，带着让人厌恼的冷意：“下次别再来烦我了。”

    姜夫人站在一旁，冷冷地对姜辙说：“听到了没？偏就你没有颜色，还要和别人亲近，哪里知道别人眼里根本没什么兄弟情深，只嫌你烦呢！”

    姜柯冷笑了声：“姜夫人别乱说话，我妈只生了我一个，我哪里有什么弟弟。更何况，这个便宜的弟弟，我看着这么越长大越不像我，也不像姜先生呢。”

    姜夫人脸色一白。

    姜柯低下声：“别以为进了我姜家的门就万事可以如意了，姜夫人，你说，连我都发现了的事，我爷爷奶奶，还有姜先生，注意到了吗？”

    他说完就要走，姜夫人惶急之下拦住他的去路，抓着他的袖子说：“姜柯，你还是个孩子，知道点什么？啊，不要乱说。”

    姜柯厌恶地把袖子从她手中抽了出来，低吼一声：“滚。”

    本来还直起身子，从地上抽抽搭搭爬起来的姜辙，刚想去牵姜柯的衣裳下摆，就被这声“滚”吓得身子一抖，愣着了，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又惹哥哥生气了。他眼睁睁看着姜柯越走越远，又委屈地看向姜夫人，瘪着嘴，软糯糯的告状，却分明是想要个抱抱，姜夫人正被姜柯的话搅得心烦，伸手甩了姜辙一个巴掌，指着墙角说：“看你一天到晚做的事，给我罚站去，没想明白错在哪了，就不许吃饭。”

    那天晚上，姜辙含着泪水，吮着手指头，一直想啊想，都没有想明白。饭厅里已经开饭了，碗箸碰撞着，传来低低的交谈声和笑声。

    “阿辙呢？”

    “他今天不乖，做错了事，我罚他思过呢，小孩子就要好好地教着不，不能太惯了。”

    他竖着耳朵听，只是再没有听到人谈起自己的名字。年夜饭后，姜先生与姜夫人都有各自的局要赶，姜柯回房间打游戏去了，没人记得他。

    十岁那年的除夕，姜辙第一次见到林清。

    姜夫人把姜辙扔在了林家过年，这刚刚好，姜家的人不喜欢姜辙，姜辙也不喜欢姜家的人，他虽然也不熟悉外公外婆家，但总好过在姜家瞧人眼色。所以，姜辙一开始在林家待得还算是惬意。

    只是临近饭点，他名义上的大姨带着一个meimei回来了，家里不觉热闹了起来。他的外公外婆显然不待见大姨，但很喜欢他的meimei，一家人在客厅里笑得热闹，姜辙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摁着电视遥控板，后来实在听不下去这吵闹声了，他一扔遥控板，上楼去了。

    晚间吃年夜饭，他坐在末席，沉默地扒着饭碗里的饭。他有几碗喜欢的菜，但都在林清的面前。小姑娘梳着双马尾的羊角辫，发辫上系着两个毛绒绒的小球，穿着大红的羽绒服，好看的就像是年画上的娃娃。她笑起来也是甜甜的，像是浸着蜜糖一样。

    不过，如果能和林清对换，姜辙也愿意笑得这么甜，毕竟只要一笑，喜欢的菜就能像山一样

    堆在碗里，有什么不好的呢？姜辙扒着饭，漫不经心地想着。

    一筷子的糖醋鱼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姜辙的碗里，姜辙愣了愣，看到他的大姨笑得腼腆，又有些紧张：“喜欢吃糖醋鱼吗？”

    姜辙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外公的筷子一敲碗，肃着一张脸，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姜辙，自己夹菜。”

    晚饭后，姜辙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吹着冷风，寻思着自己能不能趁着林家人不注意，跑出去买挂鞭炮来放。这时候，他的门被人推开，钻进来一个小脑袋，亮着一双眼睛，怯生生地问：“哥哥，我们一起看春晚好吗？”见他只是沉默地看着自己，又忙献宝似的把那盘在手里拿了许久的福橘端过来，说，“我问了家里的阿姨，她说你今天把果盘里的橘子都吃完啦，没关系，我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呢。”

    姜辙愣了愣，带着小孩子特有的恶意，说：“你把福橘放下，人可以走了，我不想和你一起看春晚，倒我胃口。”说完之后又是一愣，这句话，与五年前某人说的何曾相似。

    林清愣了愣，端着福橘，看着姜辙往自己这边走过来，忽然就用手牢牢地抓着果盘，用身子护着整个果盘，大声说：“哥哥不和我看春晚，我就不给哥哥吃福橘，哼。”

    姜辙冷着脸，把小姑娘和整盘福橘都给拎到了门外，而后重重地甩上了房门。

    十五岁那年的除夕是姜辙和林清一起过的第四个春节，他们拿来了野餐布铺在姜辙的房间里，又端来了福橘，梨子，青枣放在果盘里，还有蜜饯，饼干，山核桃，糖果，薯片这些女孩子喜欢吃的小零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林清最后溜进了厨房，端来了一盘没来得及吃掉的螃蟹和酱醋，搁在两人之间。

    春晚刚好要开始，姜辙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手里拿着个小灵通玩个不停，这个春节过得极其的平淡，他已经这样过了四年，接下来也会继续这样过着，一直到林清结婚生子，他的除夕都不会再是孤生一人。

    姜辙一直是这样以为着。

    二十一岁那年的除夕，姜辙已经不愿再去回顾。

    他所记得的只是那一大滩的血迹，从书房的门口到林家的大门口，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呢？林清怎么会流这么多的血呢？姜辙不明白，他一点也不明白。

    在救护车上，林清吃力地拉着姜辙的手，喊着：“哥哥，哥哥。”只是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只有望着他的眼睛里饱含着热泪，她叹息着，“原来你真的是我的哥哥。”

    在母亲zigong里的十个月，只有我们彼此紧紧相依，蜷缩着，拥抱着。我们曾是彼此世界里的唯一，后来亲人让我们分离，再后来，生死让我们分离。

    林清未来得及进医院，便死在了路上，死在里姜辙的眼前。

    二十三岁那年的除夕，姜辙躺在东京的街头篮球场里过了一夜，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在这儿看街头篮球少年打球。他支持的队伍输了要喝一瓶，赢了也要喝一瓶。长椅下酒瓶洒成了一排，他喝得腿脚发软，也走不动。他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半夜，梦里有林清，有那块野餐布，也有无聊的春晚。

    二十六岁那年的除夕，姜辙戴上了无框的眼镜，梳着大背头，露出光洁的额头，身上穿着考究的黑色羽绒服围着一条白灰色的针织围巾，人模狗样的在法学院里出入，是来自中国的“潘安少年”。

    他手里拿着刚刚打印出来的论文，从一楼走上三楼的硕导教室，一路上有认识的学姐学妹和他打招呼。

    “呐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