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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盖的（所以不会含有石棉）。我打赌你对你老婆讲了这个故事，所以她允许你在家里抽烟。） 老头哈哈一笑：“Boy，you know me. This‘s whyyou are my favorite student！”（译：你太了解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晚饭后把老头送回房间休息，陈立问陶郁要不要一起喝一杯。陶郁欣然同意，反正有时差睡不着，正好和新结识的师兄聊一聊，两人于是在附近找了间安静的酒吧。 “听美国教授们谈中国环保，有什么感受？”陈立起话头道。 “国内的环保法规还有很多空白。”陶郁说，“这也很正常，有那么多比石棉房子要紧的事。可是有些东西不能因为当时看不出影响就放任不管，等意识到后果再补救，恐怕要花更长的时间和代价才能挽回。” 陈立点点头问：“你在美国几年了？” “三年。” “一直在芝加哥？” “对。” “Windy City……”陈立回想道，“我在那个城市待了一年，只记得冬天太难熬，其它季节还不错。” 陶郁颇有同感：“一年里有半年是冬天，我是北方人都觉得太冷，你南方去的肯定更住不惯。” 陈立笑了笑，注意到他握着酒瓶的左手上戴着戒指：“结婚了？太太也在那边上学？” “订婚，他是西北医院的医生。” “那你毕业是要留在那边喽？”陈立问。 陶郁点头：“是这样计划，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很困难。” “相比公司，还是学校的职位更保险一些。念书期间多发文章，参加学术会议争取做报告的机会。”陈立说，“中国留学生大多不爱出头，只顾闭门造车，这样不好，留学生是没有根基的外来者，想让别人认可你的研究，就要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这是陶郁第二次听到人说“留学生没有根基”，但陈立的态度显然要比之前那位师兄积极，没有根基可以自己打造根基，不能光指望外界发现自己，要主动去争取关注。陶郁觉得陈立讲得有道理，但也有顾虑：“Andrew好像不太赞成学生投会议论文，觉得会议比期刊门槛低，会拉低论文水平。” “自己掌握好平衡。”陈立说，“衡量研究水平主要看期刊论文，但是参加会议能让你结识更多同行，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告诉你一个窍门，你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论题和先期实验，然后把完整的数据分析和最终结论在期刊上发表。有人觉得这个做法功利，但工科本身就和纯理论不同，我们研究不是为了写进教科书，而是为了尽快转化为应用，最大可能的市场化，你说是不是？” 陶郁不由点了点头，陈立的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扭转了他看待研究的视角。 “师兄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回来？我听Andrew说，他其实想多留你做几年博士后，911那阵风头过去，你完全可以在那边找个副教授的职位。” “和你的性质差不多。”陈立说，“你是要留下，我是不得已要回来。” 陶郁了然，和对方碰了下酒杯说：“国内高校待遇也不差，也许比留那边发展更好。” 陈立笑了笑，不置可否，慢慢喝完杯里的酒，两人各自回去休息。 陶郁一直以为这次是纯学术交流，当陈立提到开幕仪式会有领导出席时，他以为只是学校领导。活动开始前，双方的教授在会议大厅里闲谈，陶郁正专心给老安德鲁做翻译，忽然一行人从外面进来，他随意瞥了一眼，当看到校长陪同的那个人时，他活像被雷劈在了原地，迎着对方同样惊异的目光。 陶郁嘴角抽了抽，微不可闻地喊了声：“爸？！” 第四十章 开幕式前由于时间紧，陶父只是简单和大厅里的人寒暄致意，老安德鲁作为美方教授的代表，由校长引荐了一番。陶父和老安德鲁握手的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陶郁一眼，没有和他讲话。 看着父亲和导师一同进入会场，陶郁心里百味陈杂，父子俩已经三年没见面，刚才听人介绍他才知道，父亲还在能源部门任职，目前分管新能源发展规划。 开幕式上陶副局长做了简短发言，提到了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国家对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的重视。温室气体减排也是这次环保学术交流的主要议题，陶郁总算能理解为什么他爸会来出席开幕活动。 仪式过后，教授们将举行圆桌会议，会上有专职的翻译，确定老安德鲁不需要陪同后，陶郁心情忐忑地等候在大厅门口，希望能和父亲再见上一面。 “陶郁，你在这等Andrew吗？”陈立正要赶往会议室，看到陶郁站在太阳地里，不由停下脚步，“这个会至少两个小时，你要不跟我一起进去，要不找个阴凉的地方，可以去我办公室，不要在这里晒着。” “师兄。”陶郁犹豫一下说，“我在等刚才发言那个陶副局长。” 陈立诧异地看了看他，不确定地问：“你们是……亲戚？” “……他是我爸。” 这个回答让陈立很意外，开幕式前陶局和老安德鲁见面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完全没看出这对父子之间有任何互动，而且陶郁对他父亲的行踪似乎完全不知情。 “陶局开幕式一结束就走了，他这段时间在上海开一个能源规划会议，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他。” “是吗……”陶郁心里失望，面上却不愿表现出来，转而对陈立说自己明天要回趟北京签证，拜托他这期间关照一下老安德鲁。 陈立点了点头，看着他略显失落地离开，感觉陶郁和陶局的父子关系十分怪异。 陶郁在校门口找到一家机票代理，订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护照和国内的身份证都没带，只好回酒店去取。经过大堂时，前台的接待喊住他，问他是不是陶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交给他一个信封，说是一位姓李的先生留下的。 “姓李？”陶郁奇怪自己刚回国两天，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对方说是干嘛的吗？” “说是您父亲的秘书。”前台姑娘认真地转达。 陶郁不知道这位“李秘书”，不过也不奇怪，能源部门这几年调整很大，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还有别的留言吗？” 前台摇了摇头。 陶郁回到房间将信拆开，认出是他爸的笔迹，只有两行字，第一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