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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以上的文化程度，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则更是文化程度更高的初中毕业生。至于军官、哪怕是最低级的军曹（类似于中国班长的“伍长”不算军官），则往往都有高中以上学历。

    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作基础，将日军战俘培训成技工的难度自然相对要低得多，不过日本毕竟是敌国，所以一开始胡卫东并未起这个念头，只是对于日军战俘当中那些原本就是技术工人的家伙善加利用，后来因为苏援的关系对高级技工的需求量大增，胡卫东才开始考虑将其中文化程度较高（至少高中毕业）的家伙培训成高级技工。直到这次大引进导致普通技工都供不应求之后，胡卫东才决定对日军战俘开始全面培训，以暂时补上这个缺口，再说让他们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经济上也比去当苦力要实惠得多，虽然工厂的条件要比工地好得多，但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还得保证产品质量，同样轻松不到哪儿去。

    语言不通是个问题，但日军战俘之中本就有一部分精通汉语，让他们担任管理人员或者传授技术，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且日本人学习汉语的速度也至少比那些西洋人快得多。而日本人特有的极强服从性更是令胡卫东轻松了很多，虽然鬼子刚被俘虏的那一阵反抗情绪还是挺强的，但只要当时将其气焰打下来，之后就全都乖乖听话，干活的卖力和认真程度就连为了自己祖国工作的中国工人看到后，都感到汗颜日军战俘只是一个开始，此后还有更多的其他外国人来中国做工（详见后文），这一方面帮中国应了急，另一方面则无意中让胡卫东此前一直担心的某个隐忧意外地提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要从工业化本身说起作为一个穿越者兼军工专家，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像胡卫东这样深知一个农业国想要实现工业化是多么地不易。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机器设备，没有数量足够而且门类齐全（小国不必要）的机器设备，工业化就无从谈起，而对于农业国来说，想要快速实现工业化而不被先进国家越拉越远，就不能只是自己闷头发展，而必须从国外大量引进技术和设备，如果运气好有外国援助，那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自然就相对简单了许多，事实上历史上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外国援助或者变相援助，比如明治维新后获得了英国援助的日本和战后获得了美国援助的韩国，而苏联则利用了1929年经济危机、还与一战后被非军事化了的德国进行秘密合作，至于历史上的新中国，虽然苏援的设备都得自己花钱购买，而且开价偏高，但光是门类齐全这一点，就应该承认这是“援助”而非通常的国外采购。相比之下，这个时空的中国无疑已经更加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不过，光是有了机器设备，是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因为机器还需要有合格的工人来cao作，那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还好，但对于制造业来说，终究还是有很多岗位需要掌握了足够专业技能的工人（。）

    第三百九十四章 四道难关（三）

    工人、或者说技术工人这一关其实往比机器设备那一关更加难过。当然，如果像苏联那样本就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光靠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就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只需要引进一些中高端的人才就行，难度自然大大降低。而如果耐得住寂寞、并且外部环境也允许和平发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会逐步增加，完全来得及慢慢培养。

    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举国上下又无不渴望民族复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这一难关就愈发难以逾越，历史上新中国虽然创造性地发明了“技工速成”等讨巧的办法，成功地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是却也因此，使得工业化的第三道难关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便于集中国家力量的优势搞大工程、大项目，进而带动整体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法宝，但是因此强行“催生”出的众多城市人口，却会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导致工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就拿历史上的新中国来说，1957年的工人总数相比1952年几乎翻了一番，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五六百万新增城市人口又几乎都是适婚年龄，同时还普遍没有改变在农业社会高生育率的传统（其实原有的城市居民情况也不会好上多少，在优生优育观念形成之前，不靠强制规定，生育率是降不下来的。），一户人家生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寻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当二十年之后这些小孩成年的时候。即便其间没有一个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会至少暴增数倍，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幅只会更大。要知道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时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这也就意味着二十年后中国需要有相当于1957年几倍数量的城市工作岗位，再考虑到科技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规模需要扩大10倍才勉强能够满足城市青年就业的需要。可是在已经没有了建国初期大规模苏援的二十年里要让工业规模再增加十倍（而且还是至少十倍）哪儿有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政就已经开始为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头痛不已，“上山下乡”的号召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代价极大。

    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还是没能避免。所以后来才有了“严打”。），新中国政被迫以户口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划分也趋于固化而增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政还不得不容忍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避免太多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而寻衅滋事。但即使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就业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后来是直到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并借此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最终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引进外资虽然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以市场换技术”（注2），但仅就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难题这一点，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便不容否定。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严重。除了当时中国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为新中国迅速完成初级工业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